青年李白求官不得之际，写下“金樽清酒斗十千，玉盘珍羞直万钱”的诗句，表现出自己的彷徨与迷茫。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，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问题，比如李白享用的“大餐”到底值多少钱？他用什么结账？他想谋求的官职是什么？为什么求官不成？

这些问题的答案，尽可从赖瑞和教授的《品味唐朝：唐人的文化、经济和官场生活》中，得到解答。本书关注唐代经济、官职、文化问题，总能在历史记载的“缝隙”之中，发掘重要而有趣味的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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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唐代官制，赖瑞和有长期深入的研究。唐代有九品三十阶的文官体系，不过，判断一个官职的优劣，并不能仅凭品级。

首先，官职种类繁多，其中具有实职的官员分两类，一类是正规职事官，有官品，有定额，是吏部通过考察选举，加以委任；另一类是“使职”，无官品也无定额，由掌权者根据任务来授权。通常，前者被称为“官”，后者被称为“职”。

比如根据元和四年（809年）武侯祠唐碑，两次拜相的武元衡，当时的官职可拆解为：成都尹，属职事官，决定其在官员体系中的序列；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、管内支度等，属使职，可简要理解真正负责的工作；吏部尚书等检校职，作为给藩镇及其幕僚嘉奖的虚衔，此外还有银青光禄大夫的文散官，临淮郡开国公的爵号等。

第二，职事官又有所谓清浊之分。清流包括清官、清望官、望秩的清资类官职，任职者主要以士人为主，由科举或举荐入仕，其官职有120余种，占全部官职的三成。这些官职是读书人心目中的好官美职，也象征着自己的“根正苗红”。比如位列九品的“校书郎”，虽品级低下，但因是清流美职，便成为“文士起家之良选”，著名诗人王昌龄、刘禹锡、白居易、杜牧等，都曾任此职。清流之外，流外等各类出身乃至有一技之长的人，会被征辟为官，此类官职占七成，这类官职并非读书人所追求。

唐代士人对自己做官几任十分敏感，一般做到十五至二十任，是相当不错的水准；而一生当官三到五任者比比皆是。然而，清流之外的官职，往往是终身任职，长期连任。因此，唐代士人为官，断续或迁职的现象，十分常见。非清官而达成的稳定，也不是读书人的追求。

第三，唐宋虽有“内重于外”之说，但应对朝堂和地方上所任职位，进行细究，方能辨别好坏。比如唐代的州等级，可分为府、辅、雄、望、紧、上、中、下；县等级可分为赤、次赤、畿、次畿、望、紧、上、中、中下、下。本书分析的诗人韦应物，一生做官十三任，基本全是上等州县的好官。他写作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的滁州，便是较为富裕的上州，韦应物作为刺史，月俸八万文，还可以住在“官舍”，即州县衙署为官员营造的居所，亦有奴仆为其打理饮食起居。

简要理解唐代官职后，方可理解李白的仕途。开元二十六年（738年），唐玄宗设置并区分翰林学士与翰林待诏。“翰林学士”保持清流之官的面目，由士人科举入仕担任；而“翰林待诏”则是因一技之长而被征召，这些技艺包括琴、棋、书、画、医、僧、道等，以士人视角，皆属“伎术”。李白一生只担任过“翰林供奉”一职，最早属于“待诏”中文学方向的细化名目。

待诏之职类似于内臣，比如领导“永贞革新”的王叔文，就是顺宗的棋待诏，因为关系亲密，备受信任，后升为翰林学士、户部侍郎。然而在士人眼中，王叔文不过是依靠皇帝宠爱而大权独揽的人，韩愈更直接地说其“窃国柄”。足见官职之分在士大夫心中的重要性。

本书还谈到唐代经济。实际上，唐代的“钱”更多是估价单位，而不是付款媒介，其标价功能远大于支付功能。唐代始终有“铜钱荒”，据估算，真正流通的铜钱，仅占货币供应的10%，远不及纺织品和谷物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中，唐代都有“除陌钱”概念。所谓“除陌法”就是因为流通铜钱不足，扣除若干百分比之后，铜钱实体低于其交易价值的现象。比如，商人卖给你价值100文的货物，你只需要交付70文铜钱，当然如果拿布帛结算，便另当别论。当时从官府到民间，都认可这种“除陌钱”交易，于是形成信用共识。

唐代货币实则有三类，分别是铜钱、布帛、谷物，三者之间可以通算通兑，而单位就是“钱”。以“钱”估价最有精准，因其为十进制，1000文是一贯，同时也能切割为很小的单位，比如3文、半文。赖瑞和以交河郡胡商举例，当地豆卢军向客商买粮食，共买1086斗，最终以60匹生绢结算，完成交易。本次交易不见钱，可两次换算都用到钱的估价作用——先以“文”评估粟价，算出总量，再以“文”评估布价，确定支付额。这里不用米粟布帛直接换算，是为了交易公平，避免某种货币的价格起落，造成某方损失。

三类货币共用，以“钱”作为估价的方式，对古代社会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。比如，方才事例中的胡商，如果全部以铜钱结算，共22806文，重达96千克，而同价值的丝绢只需27千克，相差超3倍，丝绢显然更适合长途贸易。此外，唐朝在早期实行租庸调制度时，也以布帛和谷物为估算单位，类似于“钱”的作用，农民在交税时能以任一实物上缴。对于西北边军，朝廷发放的俸禄也非铜钱，而是内地所交的丝织品，这样便于运输。

显然，三种货币所建构的体系，弥补了贵金属不足造成的货币难题，解决了商业、金融、税收的障碍，使经济能够相对平稳运行。